大卫·李嘉图：为什么说地主阶级是社会的寄生虫？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起源于威廉·配第，成熟于亚当·斯密，最终以大卫·李嘉图为集大成者。马克思在《资本论》说：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发挥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在李嘉图的笔下，“工资”、“利润”和“地租”都不是生硬的概念，在它们的背后，分别代表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李嘉图有意识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资产阶级属于生产者阶级，而地主阶级只是社会的寄生虫，应让资产阶级取代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

在李嘉图之前，政治经济学家们极力要维护和谐的表象，他们希望各阶级之间能够实现分工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李嘉图则深入到生产关系中去，发现各阶级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冲突——要提升工资，就得降低利润；要增加地租，就得加大生产的困难程度。某些阶级的利益与整个社会一致，某些阶级则相反。但一般来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都能从生产力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只是在分配上存在很大的争执；而对于地主阶级来说，生产力越发展，土地越改良，地租就会越低，导致他们的利益越来越少，所以地主阶级最抗拒社会的进步。

大卫·李嘉图（1772-1823）

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分歧

如果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以斗争为基调，那么亚当·斯密则强调和谐。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仍具有朴素性，他有时候能够深入到本质层面去分析问题，有时候又停留在表象上打转——《国富论》把各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拼凑在一起，犹如个大杂烩。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就揭露过斯密实际上主张两种不同的价值论；而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也说：

“亚当·斯密熏染了重农主义的思想。在他的著作里，往往有整个的矿层，是从重农主义那里借来的，和他自己的真正见解完全矛盾。例如他的地租学说。”

重农主义是法国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他们把社会阶级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地主阶级；第二种是农民和雇农阶级；第三种是工匠、制造者和商人阶级。其中只有前两种阶级为年产物做出贡献，第三种阶级则不属于“生产阶级”。“总的来说，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这两个阶级，维持着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这些非生产阶级。”

所以，地主和农民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力量。为了让这两个阶级安心从事生产，就应当放任商人、工匠等阶级的自由竞争，以便压低制造品的价格，减轻地主和农民的消费压力。所以重农主义者鼓励建立起一个完全自由平等的市场，以便使“三个阶级达到共同的繁荣”。

以农为本，工商自由

虽然在阶级划分上存在差异，但亚当·斯密认可重农主义的基本主张，认为建立一个完全自由和公平的经济制度，对社会上的所有阶级都有利，封建国家应允许商业自由的存在。同时，他认为第三种阶级也是“生产阶级”。这个原理在《国富论》中变成了一个公式，亚当·斯密写道：

“一切收入和一切交换价值的源泉，都是工资、利润和地租。”

因此，公式写为：商品价格=工资+利润+地租。

在第一章的总结中，亚当·斯密论述了三大阶级的利益关系。他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地租是使用土地时所需要支付给地主的费用，所以地租高意味着社会生产强劲，对土地的需求很大，经济处于繁荣状态；反之，地租跌落，代表着生产凋敝，大规模土地被荒废，经济出现衰退——所以斯密认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跟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工资阶级的利益跟地主阶级一样，他们在繁荣的国家里能够享受高工资的福利；而在迅速衰退的国家中，则只能忍受贫困与饥荒。靠利润为生的第三阶级却“不同于其他两个阶级”，在富国中，因工资和地租都过高，压缩了利润空间，导致利润率低下；而在迅速没落的国家中，因为地租和工资快速跌落，商人阶级可以从中大发横财——在重农主义的影响下，《国富论》的某些地方出现了拥护地主，贬抑资产阶级的倾向。

亚当·斯密（1723-1790）

李嘉图对地租理论的改革

在李嘉图生活年代，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围绕《谷物法》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地主声称限制谷物的进口符合国家利益，一方面可以维护本国农业的发展，另一面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可以推动工资的提高，对地主阶级和工薪阶级都有好处。而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服社会公众，孤立地主阶级，李嘉图便在地租问题上进行了改革，雄辩地证明地主阶级的利益与整个社会正相反，应当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让公众享受低廉的产品。为此，李嘉图需要把“商品价格=工资+利润+地租”的公式改为“商品价格=工资+利润”，为了把“地租”划掉，他得先将斯密驳倒。

亚当·斯密之所以得出对地主阶级有利的结论，那是因为他以绝对地租理论为前提。斯密认为地租的大小由商品价格、工资和利润三个因素决定，也就是说只有出现剩余产品、产生盈利的情况下，社会才能给地主分配地租，所以地租的有无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的。在这里，斯密的地租跟利润很相似。“市场需求”的状况又由土地生产物来决定，因此地租归根到底，取决于土地上面种植了什么东西。对此，斯密区分了“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以及“有条件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前者包括牧场上的牲畜、田地上的谷物、农场中的瓜果等；后者则有住宅材料、矿场、林木等。因为某些土地不具备开发价值，不能产生剩余产品，所以即使地主允许别人使用，也没有人有能力给他支付地租。

而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则抛弃了斯密的说法，他认为地租不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土壤力”。决定地租的并不是土地上种植了什么东西，而是土地本身的价值。地租与“土壤力”息息相关，这是它与利润之间的最大区别。“土壤力”表现为土地的肥沃程度、地理位置、面积大小等等。李嘉图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自己与斯密的分歧：

斯密认为砍伐土地上的树木，需要向地主支付报酬，这部分报酬属于地租，因为地租与“土地生产物”有关；李嘉图则认为地租只与土地的土壤力有关，这部分报酬不属于地租，而是属于土地产品的价格。例如我们到菜园里去买菜，所花的钱并不属于地租，而是产品价格。只有种树或种菜时所花的钱才是地租。

地租取决于土壤力

地租的大小由土地之间的级差来决定

在斯密的公式中，地租的大小受到工资和利润的影响，李嘉图则否定之，认为地租与工资、利润毫无关系。对此，他提出了“级差地租理论”。

不同的土地在土壤力上存在差别，面积大、位置好的土地，其地租自然昂贵。而当各因素都相同时，则地租的大小就由肥沃程度的“级差”来决定。越肥沃的土地越能够带来丰富的产量，所以最先被租用的土地往往都是那些沃土。如果沃土的数量像空气和水一样无限多，那么土地也就不会产生价值，无法形成地租了。正因为土地在肥沃程度上存在着级差，地租才得以出现。

假设：第一等肥沃的土地产量为100夸脱；

由于数量有限，所以人们又开垦了第二等较肥沃的土地，产量为80夸脱；

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提供更多的粮食，人们继续开垦第三等较贫瘠的土地，产量仅为50夸脱。

因为，三等土地的产量不同，所以产生的利润也会有区别。如果地主征收同样的地租，那么所有人都会争抢耕种第一等土地，而无人搭理后两等。所以地主需要按级差的方式来收租，以便使耕种哪等土地都能得到相同的利润，维持平衡。假定第三等较贫瘠的土地数量无限多，则其地租为0；第二等土地在产量上因与它存在30夸脱的级差，所以就需要缴纳30夸脱的产品来作为地租，以便使两等土地的收益相同，所有人都乐意耕种；同理，第一等土地则需缴纳50夸脱的地租。这样，地租就产生于土地土壤力的差别，并且由最劣等土地与各等土地之间的级差来决定，而与工资、利润无关。

在后来，马克思主义还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补充，认为土壤力是决定地租的自然因素，而资本的投入以及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则是社会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地租的出现。

为什么说地主阶级是社会的寄生虫？

在李嘉图地租理论中，地租的大小与工资、利润无关，只与土壤力有关。而土壤力会因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使用高科技，可以提升劣等土地的产量，缩小土壤力间的差距，从而降低地租的数额。所以，一般来说，社会越发展、越进步，地租就会变得越低，地主阶级的收入与社会地位就会越下降。

李嘉图总结了一个原理，他说：“谷物腾贵的原因，不是支付了地租；相反，支付地租的原因是谷物腾贵。”

谷物腾贵意味着生产困难了，而沃土克服困难的能力总比劣土要强，所以土地之间的级差就扩大，因而地租也便上涨了。可见，地主阶级最乐意于看到生产困难、谷物腾贵的局面出现，任何对农业的改良，对机械化的推广都会受到他们的抵制。地主阶级最愿意看到农民在土地上进行手工劳作、艰苦耕种的局面。他们并不希望改良土壤，缩小不同土壤力之间的差距，《谷物法》正好帮助了他们。

但是，人们都知道，作为消费者，谷物腾贵危害到所有人的利益，将会增加大家的日常开支。唯独地主阶级从中获得了利益。所以地主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相违背，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