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城到草原钢城

2026-05-24 13:24 来源：涩陋网点击：

从移民城到草原钢城

柳陆

1998年春夏之交，笔者身背简单行囊和一只水壶，从家乡包头阴山脚下出发，跨越黄河，通车的地方乘车，闭塞的地方徒步，或坐船，或蹬车……穿沙漠、过沼泽、攀山越岭、露宿风餐，行程二千余里，去追寻、去体味、去采撷上几个世纪晋、陕人走西口的经历和他们的长梦。

包头的建置，从战国时期算起，到清代为止，大约共有赵、秦、汉、前秦、北魏、东魏、北齐、隋、唐、辽、金、元、明、清等14个封建王朝在这里设置了郡县，前后长达2213年。历史如长河，滔滔不绝，把我们拉远，又把我们拉近。人类创造的历史如同人类踩踏出的路，遥远、漫长、深广。漫漫西口路踩踏出来的不光是路，踩踏出一个城市和一个城市的历史，踩踏出一个城市的史诗和一个城市的故事。就近代而言，迅速发展的包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走西口"的开始。那么是什么地区、什么人要选择西口到包头求生存呢？

晋西北和陕北地区自古就是全国出了名的黄土高坡，尤其是河曲、保德、偏关、神木、朔县、代县等地，更是山荒岭秃，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收成惨淡。穷到什么程度呢？"说了个穷，实在穷，两口大瓮一对空。"这是说"吃"。居住则是"一窑一炕，人起炕光。"因此，这里的广大劳动人民只好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到俗称"口外"的包头、后套、土默川逃荒谋生，就像山东人闯关东那样，为了活命，为了养家糊口，在中国近代史上便成了几个世纪、几代人的西口大逃荒。

走西口，闯西口，步履蹒跚几回首。几代人，几代愁，心胆俱裂离家走。路漫漫，埋白骨，生死攸关哭上走。

西口路是一条凶险的路。这路可谓长，竟走了约三个世纪。西口梦是一个缠绵的梦。这梦可谓长，竟做了约三个世纪。三个世纪就这样悄然逝去了。晋西北人和陕北人的足迹早已被黄沙掩埋；偏关纤夫那浑厚、凄楚的号子不再回响，保德神木掏根人（挖甘草）的地穴也已荡然无存；春出秋归的河曲、府谷"燕行"者们定居的定居，还乡的还。而今人仍在沿用的村名如"两座茅庵"、"三间房"、"板申"（木屋）、"火盘"之类的老村，已成为他们在口外驻足的历史印证。至于那些并不甘心屈服于窘促的手艺人﹣﹣铁木铜石匠，麻毛皮柳匠……迁流的迁流，落脚的落脚，每个人都有一段灾难，每个人都有一段历史，每一段都有一个故事……

像候鸟，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块栖身之地，终于找到了一方沃土﹣﹣那就是阴山下丰州滩这迷人的风水宝地﹣﹣包克图（包头）。

历史这条金色的飘带记载着晋陕先辈父老们的悲怆往事，也记载着他们的丰功伟绩。也就是凭着这一条扁担两只筐，挑着儿女去逃荒、去闯荡、去拼命的先人，在伊盟、在包头、在后套、在土默川这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出生人死，最终安营扎寨，繁衍生息，与蒙古民族和睦相处，水乳交融，共同创造了这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和世人称颂的文明。

有人认为晋陕人走西口大约始自康熙或咸丰年间，这大概是根据二人台戏文中的一句唱词所作出的错误推断。戏文原词是"咸丰整五年，山西遭年限……"因为荒年而走口外仅是这个时期的记载，但如果认定走西口始于咸丰年间便大错特错了。

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一句话，那就是太穷太苦。走西口又叫"走口外"、"转场子"或曰"跑口外"，是指长城以内的晋西北、雁北和陕北地区的劳苦大众到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西部谋生的社会活动。

现代人把"跑口外"叫作"移民潮"或曰"生态难民"，把口里人春出冬归的谋生活动称为"打工"。"口"和"关"是同一个概念。晋西北的"口"多在山西的保德、河曲、偏关三县，而雁北的"口"多在朔县、平鲁、山阴、左云一带。

陕北的"口"多在府谷、神木、榆林、横山等地。尽管走西口的人涉及这么多的县和地区，但山西的河曲、保德、偏关人的走西口最有代表性，最为普遍。唱了三百年的民谣可以证实这一史实："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走西口究竟从何时开始的呢？早在明代中后期，即阴山南麓的阿拉坦汗统治时期，曾鼓励从长城以内迁入的汉人来土默川一带耕耘，给他们土地，给他们毡帐，给他们牛羊和耕畜，请他们把内地的农耕技术和手工工艺传授给蒙古族。随之，一些匠人，如铁、木、毛、柳匠相继出口，这些不堪忍受明廷差役和地主压迫的口里农夫及手艺人便成了最早走西口的人。其中还有部分是晋商，他们是少数，另一部分则是白莲教和大同兵变失败后的逃犯。

他们为"口外"的农耕文化和手工业发展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当时的丰州滩，由于大批汉族农民迁人，荒废的古丰州农业生产又恢复和发展起来，出现了："人言塞上苦，吾言塞上乐"的祥和局面。那时的丰州滩仅有五万余人，明政府和清朝初年对长城内的移民是有明令禁止的。历史上的走西口活动，大约经历了三个高潮阶段。从明末到清咸丰年间为第一个移民期。这阶段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封锁，使一大部分晋陕汉人在包头、土默川、河套地区得到了土地租种权。从光绪末年到民国23年（1934）为第二个移民潮阶段。出现这个高潮的主要原因是清末的"贻谷放垦"和民国时期的"移民实边"政策，极大地激发和鼓励了"口里"人去口外从事农耕和耍手艺，实则大多数仍属逃荒。

从建国初期到1961年前后为第三个移民高潮期，建设包钢导致众多的东北等地的职工调入包头，而后的"三年灾害"，又造成了大批"盲流"流入内蒙古西部地区。所谓"盲流"潮，除晋陕人外，还应包括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的灾民。有点文化的进城当了工人，这是少数，大多数则进入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右旗，包头的郊区、固阳以及巴盟的河套地区，这是从东进入的移民。

从西进人内蒙古的则多为河、保、偏三县人。据史料记载，保德县每年走口外的人约在3000-4000人，河曲县和偏关县各为4000人和3000人，若遇大灾年，每年进入内蒙古逃荒的约有万人之多。就以包头固阳县的红泥井为例，共72个自然村，村村都有河曲人。固阳四分子村，河曲人占80%。包头昆区钢铁大街南侧的曹家营子、赵家营子以及大凡叫营子、圪旦、窑子、圪堵、圪梁的村落，大多数是河曲或府谷人的后代。从光绪元年（1875）到1940年，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约有10多万。和保德河曲相邻的府谷县，因距包头、后套较近，仅1948年流落内蒙古的人口就达数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说到生存，口里人对蒙古民族无不感恩戴德，对蒙古民族的忠厚善良及宽容大量无不铭记心里。他们毕竟不是大漠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能够填饱肚子，不被饿死冻死，便是唯一的希翼和追求。家住土右旗五卜树年高79岁的

孙老汉回忆说，他的父亲只身从河曲来到内蒙古揽长工种地，秋后回口里路经二十四项地一带时，遇土匪抢劫，一年血汗钱被抢光，还险些丧命。当行乞至五卜树村时，病饿相加倒在路边，被该村蒙古族王财（前村支书）的父亲发现，把他背回家中，硬是用奶茶炒米教了一命。孙老汉的父亲便决定留下来，他要报答他的救命恩人，就这样，孙氏家族便在此地扎根。我在采访中，听到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蒙古民族的憨厚和诚朴令口里人感慨万千，他们把这当作生命征途中唯一的依托和信任。他们甚至相信，如果不是蒙古民族接纳他们，他们将终生"刮野鬼"。后来，为了表达他们的真情厚意，用他们娴熟的河曲民歌抒发他们由衷的感激之情：

石榴开花石榴树。

沙海漫漫没尽头。

顶风冒雪闯西口，

塞外才是安生处。

满片片草地绿油油，

这地方才能长久住。

兴许，现如今晋陕人的子孙后代们不再为他们的祖宗先辈的苦难历程感动或钦佩，他们甚至觉得先人们总是"男的走口外，女的掏苦菜"是耻辱的印记，是丢脸的凄怆和悲哀。但他们哪里知道，正是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先辈们，用那干瘪的躯干，用他们毕生的血汗写就了这恢宏、厚重的历史。于今，当我们这些后人，每每回想起当年走口外那些黄土高坡的先人们，那些扔下婆姨撂下娃的祖宗们，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平静还是激动？在先人们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的而今，在经历了无数次生死搏斗的昨天，他们的业绩谁人敢否定！

先人们匆忙的脚步和沉重的足音如今仿佛仍在耳畔萦回。

我们似乎看到他们终于停下来的身影。他们要选定、营造一个属于自己、属于后代生存、繁衍的沃土。这就是他们生命旅途中期盼出现的彩虹﹣-"有鹿的地方"-﹣包克图。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音译。这地界儿的确有过鹿，是沃原、是仙境、是宝地。很早以前，沿黄河之滨，大青山下，泉水潺潺，鹿群出没。因而，草原上的主人就把昆都仑河水汇入这块平原，久而久之，这富饶的地方便成了一个浩特（都市）。

追溯历史，包头是个塞外古镇；追溯历史，包头又是古丰州滩上一颗明珠。成吉思汗的十六、七代的子孙们在这广阔的草原上住穹庐、食畜肉、饮奶酪、衣皮革、习骑射，过着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但顺义王阿拉坦汗并不满足，他们需要像汉人同样拥有粮食、烧酒、服饰和日用品，企盼和汉人有一种平等往来和交易。16世纪中叶，阿拉坦汗奏请嘉靖皇帝允许蒙汉通贡互市，请求恩准一些汉人到蒙地垦荒种地，生产粮食。当他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之后，愤怒的阿拉坦汗率领蒙古骑兵，闪电般穿过草原和大漠，一举逼近长城……

前面已经说过，山西河曲、保德、偏关人就是那个时期闯口外跑到蒙古地界的。河、保、偏为长城三关，自古就是军事要冲，争战频繁。他们不愿为朝廷送死，宁可冒掉脑袋的危险也要闯口外，他们似乎觉察到，阿拉坦汗会宽厚对待他们的。河曲县的刘宝刘柱兄弟就是这么来到包头的。刘宝刘柱兄弟从河曲进府谷，然后偷越"黑地界"，黑夜走，白天歇，徒步十余日来到口外，来到包头。他们把背上的粗线褡链一撂，一人划一块地盘，一块在东，一块在西，在东的是老大，掏一间窑房，起名刘宝窑子。在西的是老二，也掏一间窑房，起名叫刘柱窑子。几百年过去了。村名仍在沿用。兄弟俩拼命耕种，鸡鸣而出，日落而息，几年之后，粮食满仓，牛羊满圈，最后娶妻成家，生儿育女。以后的包头村正是由刘家两个窑子归并而成的。

这以后，口里人不断流到口外，流到包头，终于引起朝廷的警觉。顺治皇帝下旨，凡到蒙古地垦荒者，必须春出秋回，不得娶蒙古女人为妻，不得在蒙古地起房造屋，也就说不允许定居"落户"。不得生事端、说蒙语……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率部反廷对漠南蒙古的统治……叛后，兴兵挺进，深入漠南，刀锋遥指清都城北京，大大动摇着清明智的康熙皇帝使了一个绝招，他想，蒙古有广阔的地盘，草肥土沃，为什么要禁止汉人去垦荒种地呢？满蒙一家，那是先祖就定了的，为什么总要征战呢？

若把长城以内的汉人象水一样掺进去，让他们给蒙人种地，给蒙人放牧，给蒙人纳租，然后再把蒙古首领请进京城，让他们享荣华、受富贵，放开肚皮喝酒，大把花钱寻乐，给他们尽可能满意的待遇，还鼓励他们出家当喇嘛，省得他们动不动就起兵造反，给他们封官，给他们俸禄……让他们忘记草原，十年八年，他们就"异化"了，定不会扯旗谋反了。

正在这时，伊克昭盟盟长松若布并各旗扎萨克面见皇上，抱怨朝廷对蒙人另眼相看，蒙古缺粮缺钱缺兵丁，日子艰难，表示"愿与汉人伙同种地，以求两有裨益。"这正中康熙下怀，当即恩准。

不久，清廷理藩院奉旨下谕曰："圣祖圣明，应鄂尔多斯贝勒之请，特许沿边贫民出口种田。陕人晋人各行其路，各租其田，

倘有争斗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岁租以每百亩地票一石，草四束，银一两计。汉人不得拖欠，蒙民不得加收。粮食入仓，钱草两讫。钦此"。

于是穷怕了饿怕了的晋人陕人终于有了盼头，终于有了施展身手的好去处。于是，晋陕穷汉一个个走出家门，肩挑背驮，有的拖儿带女，有的成伙结帮，有的只身一人，义无反顾地踏上

漫漫西口路。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破衫烂，但这些赤手空拳的农家汉子们，脑子里都在幻想着西口那边的一片沃土，一个美惬的家园，一辈子锦绣前程……

大多数婆姨们被留下来，看守着一个个、一家家破窑烂房。正如二人台《走西口》玉莲唱的那样："哥哥你要走，玉莲泪双流，丢下我一人，少依没靠谁收留……"听了真叫人心寒。

但，跑口外的人仍然春出秋归，虽穷，却舍不得那个寒窑，丢不下那个烂家，更丢不下婆姨娃娃。女人们却不愿孤孤守家，硬可熬死累死也愿跟着男人走。男人哪肯？于是边吓唬，边日哄：那可去不得，蒙古那地方，黄风大，能刮瞎你的毛眼眼。春风烈，能别破你的毛脸脸。闹不好，还能丢了你的小命命！好好在家守着，等哥哥挣了大钱，给你买上洋花布，鹦翻气气红火狗日的……经男人这么一说，女人就被蒙住了，便也歇了心，便也不再缠，不再闹。

跑过口外的人回来张扬说：狗日的，这回可见了大世面了，你瞅瞅人家蒙古人咋吃肉？整煮的肥羊大把大把撕着吃，一刀一刀剜着嚼。瞅瞅人家咋喝酒，大碗大碗往肚里灌！再看看人家那泥土，攥一把流油……口外遍地都是宝，那儿才是穷人的救命处，要不为甚叫包头、后套哩！包住头也能拣到元宝！后套更肥，一进套就把魂儿套住了，谁不想去……经这么一煽，山西河、保、偏以及其它几个县的百姓，一个个做起发财梦，走西口的大队人马里，又多了一些数不清的生面孔，那些忻州的"倚挎们",代州的"瓜皮家"、崞县的"裂百姓"，呼喊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诱人口号，也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往包头跑。

山西人也好，陕西人也罢，大凡走西口的，多数是生计所迫，这是他们逃荒谋生的一种独特方式，类似冀、鲁、豫人闯关东。近代史称包头是"皮毛集散地"，然而最主要的应是"走西口的集散地"，才使包头小有名气，并渐渐繁荣。没有走西口人的迁人，便没有今天的包头。

关于"西口"的争论，持续了许多年，一说真正的"西口"应是雁北右玉县的杀虎口。一说真正的"西口"是陕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处，即府谷古城（与内蒙古达旗接壤）。古城关帝庙的城门洞是该地唯一通往内蒙古的出口，历代常有兵将把守。因此，晋陕人把这个设有卡子的城门（洞）也叫"西口"。由此再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

笔者认为，所谓"口"是一种泛指，确定哪个"口"本来就是一种局限。晋陕沿城、沿河一带的关口实在太多，有城的地方没城关，有河的地方没关渡，就像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儿那样多，谁能说清哪个弯儿是真正的弯儿，哪个弯儿不是弯儿？听谁的，又不听谁的？明摆着，晋人、陕人走西口都是事实。如果硬要确定哪个口，有何实质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地百姓把逃荒内蒙古俗称："跑口外"或"走西口"，只不过是流传甚广的二人台《走西口》剧词升华的一种雅称而已。所以从河曲县反映逃荒生活的众多民歌中看，西口也只是河曲人走口外必经的府谷古城而已。这些唱段非常之多，可作为河曲人认定西口的依据："一出古城泪汪汪，一翻坝梁心更凉。翻了坝梁入了沙（进内蒙古），心上难活想起了家……"。

雁北的出口和晋西北的出口，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走的路线也就不同。再者，因谋生的地区不同，所经过的关卡自然也就各异了。其实是：雁北人直接从右玉县的杀虎口过关人蒙。偏关人从贾堡口、红门口、关河口离境入蒙。河曲人从水西门北口、河湾渡口过河入蒙。

保德人则从沙河口（今东关渡口）过河入蒙。

榆林和神木人距内蒙古鄂尔多斯最近，多数直奔乌审旗、新街、伊旗或东胜。

出口逃荒的口里人绝不是直奔一个地方驻足。他们大多是随走随看，就像"无根的沙蓬随风跑，哪儿挂住哪儿好。"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内蒙古呼和浩特以西的地区和河西走廊。而比较集中停留的地方大体是：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包头、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再远的北至蒙古国境内，西至甘肃武威。但东口也好，西口也罢，包头则是"中转站"。

凡走西口的人都要在包头停留。这些逃荒者多数是河曲、保德、府谷、忻州、代县和偏关人。他们在包头要补充食物，最终选定逃生的地方。正如他们所唱的那样："大豆开花点点白，不走到包头不回来。"假如包头找不到营生，便进固阳人后山，或者人套（巴盟）。去做什么营生呢？"上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进后套挖大集自带囚墩……"若不干这些最苦最重的营生，就无饭吃，就活不下去。这样的西口大逃荒大约经历了300余年。就以偏关人为例，务农种田的一部分就近在托克托县境内落户，一部分则进入包头土右旗。比如土右旗境内的"偏关营子"，少说也有200多年的历史。

代州是历史悠久的军事要冲，但代州人并不富足。酒令中也这样讥讽他们："咱代州的瓜皮不准别人溜，关住城门悄悄溜。你也溜，我也溜，关住城门悄悄溜……"说代州人小气，实则还是穷，就连溜瓜皮还要关住城门偷偷溜。但代州人精明是出了名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专门做买卖，用一块砖茶、一板生烟、一把冰糖就从口外换回牛马羊驼。他们干脆把锄头一丢、从口里运来大量的日用杂货品，当上了财大气粗的"旅蒙商人"。

旅蒙商里出了个梁大汉，名声传遍包头城。

代州人梁大汉自幼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境贫寒，只好同父母耕田种地。待长到十六、七岁时，牛高马大，肚大如坛，吃饭狼吞虎咽，总也吃不饱。老爹一看着了急，心想，照这么吃，连泰山也得让他吃倒，于是托人把儿子打发到口外谋生路。

没出过家门的梁大汉，跟着同乡便来到包头的"代州营"（今包头郊区河东乡东河村）落脚，后又经同乡举荐，在"复义兴"当了一名小伙计。

梁大汉虽能吃能睡，但也能受能干，脏活儿抢着干，累活儿不嫌熬，极是勤快，且诚实憨厚。"娃娃勤，爱煞人。"自进了字号，无论是给掌柜子烧茶倒水提夜壶，还是跑街要帐，一溜风快。又因识文断字，不久被掌柜子提升为司帐先生。并非人人能做旅蒙商，起码的条件是会说蒙语，熟知蒙古族的习俗。梁大汉人长得粗莽，脑浆却很饱满，为学蒙语，专门结交蒙古朋友，兜兜里常揣个小本本，白天记，黑夜背，不到一年，蒙语说得呱呱叫，掌柜子慧眼识真人，觉得这后生日后定有出息，便把他提升为驻地采购总管。

语言是外交工具。当地俗话也说，蒙语不通，寸步难行。梁大汉一口流利的蒙语很得掌柜子的赏识，不久便派他统领复义兴的驼队，向大库仑（今乌兰巴托）出发了。

驼队自包头启程，夜行昼宿，经受了风沙暴雨、狼嚎虎啸的险恶，经历了一次次生死搏斗，总算到达大库仑。正如民歌唱的那样：长脖颈骆驼细绳绳拉，谁知道多会儿能回家。梁大汉的驼队运去砖茶、生烟、绸缎、洋布，靴子哈达铜茶壶，耳环玉器玛瑙珠……一应尽有。蒙古人大为欢迎，厚礼相待，自然生意顺当。

梁大汉跑库仑一举成名，一时间成为包头城的新闻人物。随着包头社会经济的发展，跑口外的逐年增多，当时的萨拉齐厅已无力控制包头局面。嘉庆14年（1809年）包头村改为包头镇。梁大汉经商有道，信誉颇高，时隔不久，便接手复义兴，还担任了包头商界大行首任总领。总领的角色不单单是商务，大凡民事纠纷、支应差徭、迎送官员、摊派粮款诸事，都由梁大汉处置办理。公元1871年马升将军下令修城，梁大汉又被推举为筑城总管。梁大汉修城五年，城墙高丈五，周长14里，形成了近代包头城市之雏形。人们评价梁大汉筹谋得当，账目清楚，宵衣旰食，事必躬亲……深得包头各界和父老乡亲的尊重与拥戴。

人们说，山西人不仅嘴甜会说，而且脚长脚快，能跑能逛。

他们结成马帮或驼帮，驮着各种口里运来的商品到牧区做生意，商界称他们是"旅蒙商人"。后人形容他们说："远离家乡忻代州，学会蒙话草地走。换回皮毛赚大钱，千里迢迢奔包头。"他们结成马队和驼队，不仅到包头做买卖，还把生意做到大库仑。

到了嘉庆年间，从晋北或陕北迁来的人逐渐多起来，相当一部分走西口的是晋北的耍手艺的匠人。他们按照各自的原籍和各自的行业自发地组织起行社。据史料记载，包头最早有"河曲社"、"代州社"、"忻定社"等，这是一种同乡联户的经营行业。比如代州人的旅蒙商行，忻定人的杂货铺，祁太人的钱庄，河曲人的油粮作坊，保德人的甘草买卖，榆林人的剃头铺…此外还有打刀斧、钉马掌的铁匠铺，制作首饰的银匠炉，发丧亡人的鼓匠房，接待运输的车马店，熏煮畜肉的死马行，酿酒的缸房，醋酱作坊，搓澡修脚的，补锅修笼的……应有尽有。

随着梁大汉年事渐高，便不再率领驼队远行，只坐镇指挥。但每次驼队出发前，他都要亲自向他们传授经验，讲授商德和蒙古礼俗，并且把这些内容编成顺口溜，要手下人记牢背熟：

远离家乡代州城，为做生意草地行。学蒙语，知蒙礼，蒙汉兄弟一家人。

草原茫茫少人烟，沙漠无路多黄风。餐风饮露卧冰雪，吃苦为过好光景。

白天住，黑夜行，山头盘盘要记准。躲豺狼，避匪情，有事藏进胡杨林。

撵牛放羊拉驼骆，大小人等要勤谨。伙计掌柜要平等，不分贵贱求生存。

熟记蒙语串人家，请安问好拉友情。先递烟壶后说话，帮着蒙人做营生。

捉罢羊羔拴牛犊，千万不要撩女人。走到哪里哪里住，不给山西丢名份。

讲信用，拉相与，对待蒙人要真诚。复义兴，走蒙地，一路要留好名声。……

这顺口溜尽管粗俗，但却成为旅蒙商人的警示和诫条，人人牢记，且不敢触犯。

走西口的代州人，很早就懂得蒙汉团结、蒙汉友好的重要性，并且成为铁一般的纪律。正是这种精神才创造了他们后来一个又一个的兴隆生意和遍地字号。

代州人没给山西人丢脸，还赚了大把大把的银子，一时成为包头最有经济实力的旅蒙商人。

"皮毛一动百业兴"是人们谈到旧日包头不能不提及的一个话题。这是因为皮毛行业在包头近代史上确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道光30年（1850年）托克托县河口镇被河水吞没，于是包头南海子取代了河口镇商品集散地的地位，成为当时连接中原与大漠南北、华北与西北的枢纽。1923年元旦，平绥铁路建成通车后，来自蒙古、甘肃、新疆、青海等地的皮毛产品，几乎都要通过包头这个"水旱码头"运往内地，主要运往天津口岸。而内地出产的布匹、绸缎、糖茶酒类、大小百货也要经过包头再转往后草地和大西北。这就给走西口的人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劳务市场，吸引了大批的晋院人来包打工。各行如肉肆行、皮革行、铁器行、酒米行、成衣行、竹木行、棺木行、酱料行、杂耍行、鼓乐行……行行都有晋陕人。

严格地说，充当股东的晋陕人不属于走西口的人，而那些卖苦力或耍手艺的晋陕人才是真正走西口的成员。前者是靠盘剥发家，后者是靠血汗谋生。包头的商业，首推皮毛为大宗，皮行行业中又以广恒西为首户。这是一家经纪、客货栈兼而有之的商号。一靠精明经营之招，二靠投机盘剥之道兴起。就以民国24年（1935年）为例，包头发往内地和口岸的羊毛达2600万斤，驼毛200万斤，皮张4百吨。旧日之包头城，每逢农历六、七月间，来自蒙古、青海、甘肃、宁夏的皮毛筏子，停满包头河道，沿南海子码头一带，灯火昼夜通明，忙碌异常，足见当时皮毛生意之盛况。"皮毛一动百业兴"当初也只限于国内市场。包头有了皮毛"出口贸易"后，"出口"实则是被洋商掠夺。英仁记洋行天津总行派员来包住恒义德皮毛店，一次就从包头收购羊绒二、三十万斤，低价收，高价输出。

这之后，德、俄、日等洋行也相继出现在包头，操纵了包头的金融市场，攫取大量利润。皮毛虽然给走西口的晋陕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他们始终改变不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命运。皮毛"集"在包头，却都"散"到口内和国外。当时充当苦力的脚夫大都是府谷、河曲、偏关人，他们不仅熟悉河路，也和业主建立了一种虽不成文但总有活干的契约。于是包头也就有了行、社的诞生，如皮毛行、杂货行、蒙古行，牲畜行等。同乡社如祁太社、代州社、析定社、交城社、河曲社等。"社"的诞生不是包头人的创造，这种商业民俗的传承仍来自山西。行会性质的"社"都有各自的祖师神，即祭祀神。各社都有自己的社首。祭祀活动和社日庆典都有明文规定。到1926年，包头人口已增至5万余人，9行16社成为包头的商号代表。

经济的繁荣是多方面的。在民间，还有一种世代传承的生产力量，存在于各种经济结构之中，那便是进入内蒙古尤其是包头地区的游动性的工匠或职业者集团。他们是民间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支生产队伍。包头的9行16社就包括了这部分人，如牧业经济中的马具、皮革、车辆制作，农村经济中各种大小农具、贮存工具，城市人们生活中的必备品等，都要依赖这些工匠。他们利用自己的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经济生产领域中游动，成为走西口一支重要的势力。

京包铁路的开通，使包头如虎添翼。原来需要靠畜力车运往张家口的艰难运输路线，逐渐缩短。畜产品、粮食、药材等土特产靠铁路运输只需一天一夜便可运至京津，随之提高了包头在西北地区商业集散地的作用，也大大激发了晋陕人走西口的欲望。劳务市场臻于极旺，使包头人口骤增。至民国15年，竟增至14万多人，其中仍以晋陕人为最多。

据《山西文史资料》记载，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因地处吕梁山山脉，黄河沿线和县城周围人口密度大，土地偏少，所以这些地区外出来包谋生的人就多。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1940年，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约有10万之多。保德县每年走西口的人约有4000至5000人，偏关县走西口的人涉及全县几百个村庄。《府谷县志》记载：据民国37年统计，流落内蒙古的人口达数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相当一部分人均滞留在包头的近郊和远郊，近郊如沿河一带，远郊如固阳、石拐、土右旗一带。

包头的繁荣不仅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晋陕人，也吸引了一些有识之士。创办"河北新村"的段绳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段绳武，河北定县人，生于1879年，虽为农家，但家境殷实，曾在私塾和国立学校读书。他耳闻目睹列强侵我中华，遂生报国图强之志。后到北平投军，因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先后升任排、连、营、团、旅、师长，直至代理五省联军第一军长。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他发现祖国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内心十分苦闷，常抚心自问："何以报国为民？"1929年率部驻防宣化时，他曾上书蒋介石，要求赴西北未准，于是愤而辞官，立志以个人的力量到包头开办移垦事业。

1933年，段绳武在包头城东南15里处，廉价购置盐碱地60余顷。动员河北移民来此垦殖。一部分移民来包后因受不了垦殖之苦，又返回原籍。

汲取了首批移民教训，次年深秋，段绳武亲往灾区，动员灾民"走西口"。经严格考察选拔，有100户312人到包落户。安置妥当后，立即在购买的盐碱地南海子营建"河北新村"。他由军长变成村长，举家住在村内，与村民共患难，开荒地，搞建设，组织生产，实行村民自治。此举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实属绝无仅有。仅一年工夫，新村初见规模。为提高村民文化水平，新村除建有小学外，还筹办了成人扫盲班、妇女识字班，并成立了新村教育委员会。

1933年～1935年，段绳武先后四次动员家乡人移民走西口，共有330户1000多人来到新村，用款9万多元，他的个人资产消耗殆尽。

本可享福的段绳武却放弃了荣华富贵，比今人早半个多世纪艰苦创业。这种博大的襟怀和超人的胆识令人钦仰。不幸的是他的四个儿子在河北新村染上了肺结核，因缺医少药相继死亡。他却冷静坦然，毫不动摇。1936年，百灵庙战役后，陈诚到绥远犒劳军人时，邀其出任军长，段绳武婉言回绝。他说："我愿当村长，不愿当军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段绳武却毅然决然南下抗战，又一次证明了国难当头时他的爱国爱民思想。当他告别新村村民时，声泪俱下地向村民说："抗战胜利后，还回来当我的村长……"村民结队送行，哭泣不舍。不久，伪蒙军审人新村，奸淫烧杀，新村破坏，幸存者纷纷出逃……

绳武闻之，痛哭不已。

段绳武到重庆后，被委任为军委后方勤务部中将主任，主管全国伤兵工作。由于他为人正派，坦诚善良，关心爱护残废军人，被广大伤病员称为"荣军之父"。

1940年7月13日，段绳武先生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重庆。段绳武先生是所有走西口拓荒者的楷模。其追求同所有走西口的人所寄盼的那样，那就是改变穷困，共同富裕。作为后人的我们，今天不仍在为追求实现这一目标而前仆后继吗？当我们挥泪祭奠这位哲人的时候，他的在天之灵终于得到了安抚。

如果说因为走西口才有了包头这座塞外古城，那未免太偏颇。但移民的不断迁人使这一地区逐渐繁荣谁也不可否认。近代包头城市就是伴随着人口的迁人而发展起来的。

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包头开始有了现代城市的雏形，小电厂、小水厂、小面粉厂、小皮革厂等现代工业陆续出现。随后又有了邮电、汽车等交通通讯设施，还修了水泥马路和行道树。老包头人应该知道，如今东河区从胜利路至解放路（旧时称西前街和东前街），从南门里和平路（富三元巷）至火车站，是三四十年代修建的路面和栽种的树木。但由于长期的内战以及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和占据，包头城市发展由"盛"到"衰"，城市人口由1925年的10万人降至解放初期的7.9万人。1926年包头由镇改县。1938年包头由县改市。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1950年包头人民政府成立。

一个城市的形成与商业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更是与现代工业的建立紧密相关的。低水平的农业只能维持生存而已，不用说建国前，就是20多年前笔者在我市固阳和土右乡间深人生时，许多农民家里尚没有最起码的炕席，人均口粮也只有百八十斤。能够起房盖屋的不是书记就是当什么"长"的干部，难怪农民们这样说："当了队长，能盖五间正房。当了书记，生活富裕。当了会计，用钱便利。当了保管，吃的宽展……"大多数农民挤在贫瘠的土地上为温饱而"刨闹"。今天，这种现状正在日臻改变，这就是现代工业的建立，它造就了今天的新包头！包头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和煤炭资源，这是发展钢铁工业的先决条件。

1950年，包头市人民政府刚刚成立，国家就派出地质队勘探白云鄂博铁矿。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地质学家丁道衡先生就骑着骆驼在荒原上跋涉，终于发现了白云鄂博这个举世无双的宝矿。白云鄂博区只有48平方公里，却藏有铁和稀土、镁、锰、磷、氟等稀缺元素，而稀土的储量占全国97.7%，也是世界之最，它是名副其实的"富饶圣山"。而腐败无能的旧政府差一点儿将它拱手送给日本。

稀土这个令包头人感到陌生的矿产，无论是大洋彼岸还是发达国家，白云稀土令他们惊叹，令这些红头发或黄头发的老外们垂涎。稀土是中国的独特资源，更是上苍赐给包头人最难得的宝藏。稀土在高科技领域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发应用的经济前景相当广阔。有人预言，包头稀土如果发展起来，最有可能成为包头在世界上最具有垄断地位、最具竞争力的朝阳产业。一顶顶皇冠﹣﹣稀土之乡、稀土城、稀土谷，令包头人欣喜，令包头人骄傲！白云鄂博，这诗一样的文字，诗一样令人向往的宝地，不仅是祖国的殊荣，也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骄傲！

1953年，中央把包头确定为钢铁工业基地，继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这个时期，是包头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人口大迁人。

具有传统工业的东北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包头。昔日那些闯关东的山东汉子和他们的后代们便又举家西迁，成为包头的新市民。在"全国支援包钢，包钢支援全国"的号召下，关内的河北人、口里的晋陕人以及鲁、豫、皖等地大批农民霎时蜂拥而至，就凭一纸村里开出的介绍信或一张"选民证"，一跃成为建设包钢的产业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