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历史与社会】“突尼斯人”：后殖民时期突尼斯国族身份的建构

2026-05-23 15:29 来源：涩陋网点击：

【中东历史与社会】“突尼斯人”：后殖民时期突尼斯国族身份的建构

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6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国族身份的建构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核心议题，也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多种兼具理论阐释与实践操作的模式。突尼斯族群结构高度同质化，这为国族身份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从布尔吉巴到凯斯·赛义德，突尼斯历届政府持续推进“突尼斯人”国族身份的建构，力图以国家主导的身份政治工程巩固阿拉伯主体民族的认同基础，并回应少数族群的差异性诉求。然而，这一策略亦暴露出若干局限:其一，法律制度体系长期由阿拉伯民族主导，少数族群在制度层面的代表性不足;其二，南北区隔的居住格局加深了族群间的社会壁垒;其三，少数族群语言被边缘化，其文化表达空间受到压缩。“突尼斯人”身份在强化国家统一的同时，也因忽视多元差异而削弱了国族认同的包容性。未来，突尼斯需更加重视少数族群的政治与文化权益，推动形成更具韧性与包容性的国族身份。

关键词

族群认同；国族身份；身份政治；“突尼斯人”；阿马齐格人

作者简介

李唐宁，宁夏大学法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吕耀军，博士，宁夏大学法学院教授

正文

对身份的关注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并非以抽象的“个人”身份到来，而是与生俱来携带有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性别、一种语言，还常常有一个宗教……的印记，这些身份网络构成每个人自我塑造的基础。作为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符号系统之一，身份从来都与政治密不可分。这种密切关联在现代多族群国家中尤为凸显，体现为围绕身份标签展开的政治实践，因此常被称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它是指以诸如族群、信仰、性别、性取向等长期被制度化民族国家认同所遮蔽或压制的身份标签，来构建团体认同，进而实现权利诉求的集体行动方式。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各被殖民国相继摆脱殖民统治，身份政治逐渐成为整合内部差异、构建国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治理工具。其中，“族群政治是身份政治中最主要和突出的表现形式”。不同族群围绕资源分配与政治权力展开激烈博弈，族群身份因其强大的动员力与对抗性，成为国族身份建构不可忽视的政治资源。

正因如此，这种族群身份的政治动员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国族身份的建构形成潜在威胁。作为两种不同层面的集体认同，族群认同更侧重血缘纽带、历史记忆与文化特质等原生属性，而国族认同则力图超越这些差异，塑造基于公民平等与国家归属的统一身份与集体意识，导致两者之间出现张力。正如安东尼·D·史密斯所指出，族群认同深深根植于历史性的文化记忆与共同神话，这种情感纽带往往比现代国家叙事更难以被替代。唐纳德·L·霍洛维茨也强调，族群认同因其情感深度与历史根基，通常比抽象的国族认同更具社会动员力，从而对国家统一构成挑战。

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的多族群国家之一，突尼斯的族群构成呈现出“主体突出、少数并存”的格局。其中，阿拉伯人约占总人口的98%，柏柏尔人(阿马齐格人的自称)约占1%。此外还包括数量更少的非洲裔黑人、犹太人及法裔居民等群体，整体上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征。凭借人口占比优势，阿拉伯人在职业分布、社会阶层划分及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少数族群在人口占比上相对有限，但仍在特定文化领域与社会生计中展现出独特的社会存在。自19世纪末法国殖民当局介入以来，突尼斯的族群格局经历了显著调整。殖民政权刻意在阿马齐格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制造矛盾，以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反殖民斗争中的政治影响力。1956年国家独立后，突尼斯各届政府依托高度同质化的族群结构，将“突尼斯人”确立为身份政治的核心治理理念，试图通过塑造超越族群边界的国族身份，进一步强化国家认同与社会整合。

后中东剧变时期，突尼斯依然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高度同质化国族身份建构路径，基本实现了各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成功构建出以“突尼斯人”为核心的国族身份认同框架。然而，由于阿拉伯人与其他少数族群在政治与社会资源上力量悬殊，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步被确立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少数族群的文化表达与政治参与空间被系统性边缘化。这种以主导民族为核心的国族身份建构策略，在回应少数族群的身份地位、文化诉求及平等权利方面略显不足。随着政治空间的逐步开放，阿马齐格人、非洲裔黑人等少数群体逐渐发声，要求在宪法与公共政策中获得实质性承认与保障，这一进程对以往依托同质化优势所形成的单向度身份政治逻辑提出了新的挑战。

由此引发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突尼斯人”国族身份能否真正超越以阿拉伯民族为核心的同化路径，同时兼顾少数群体的合理权益?如何通过族群整合真正实现国族认同，而非仅停留于政策上的身份整合?在族群边界仍然隐匿存在的背景下，突尼斯身份政治的未来走向如何?本文将围绕这一核心议题，系统分析突尼斯政府在国族身份建构中的政策选择，以及其背后的制度逻辑与社会影响。

一、“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的历史演进

1957年7月25日，突尼斯全国制宪会议(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正式废除君主制，终结侯赛因王朝统治，宣告突尼斯共和国成立。然而，新政权诞生之初便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如领土主权遭受外部威胁、内部社会经济凋敝、族群不平等问题等成为社会整合的潜在隐患。与马来西亚、印度、巴西、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族群高度多元的国家不同，突尼斯族群高度同质化这一结构使其族群整合目标并非主要着眼于化解大规模的族际冲突，而是在强化阿拉伯主体民族认同的同时，给予少数群体以有限的制度性表达空间，从而在统一的“突尼斯人”身份框架下实现国族认同的进一步稳固。因此，突尼斯国族身份建构的独特挑战不在于调和多个规模相当的族群利益，而在于如何在主导族群权益实现的同时，避免因少数群体的边缘化而引发新的认同裂缝。换言之，这一进程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维系阿拉伯主体地位的同时，回应阿马齐格人、非洲裔黑人、犹太人等少数群体的合理诉求，建构超越族群差异的“突尼斯人”国族身份认同。唯有如此，才能依托突尼斯高度同质化的族群结构，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巩固其长期稳定发展。

(一)“突尼斯人”的确立与发展

突尼斯独立以来，身份政治的重建成为国家治理实践的核心任务。作为开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领导的新宪政党(Neo Destour Party)深刻认识到，在后殖民时代，突尼斯亟需完成从基于亲属关系的传统族群社会向以国族身份和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受凯末尔主义“土耳其性”(Turkishness)理念的启发，布尔吉巴结合突尼斯高度同质化的族群结构，发展性地提出了“突尼斯性”(Tunisianness/Tunisianity)的概念，旨在以阿拉伯主体民族为基础建构统一的国族认同，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国家整合力。此后，本·阿里政府继续提出了“和解”理念，旨在通过倡导族群平等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回应阿马齐格人、非洲裔黑人等少数群体的文化与社会诉求，从而巩固“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这一政策不仅强调政治渐进式民主改革，也倡导在文化表达与经济机会方面的有限包容，以避免少数群体被完全边缘化。

中东剧变后，尽管突尼斯的政治格局与社会结构经历深刻调整，各届政府总体上仍延续族群整合策略，试图通过构建“突尼斯人”国族身份来强化国家凝聚力。尽管政策侧重点各有差异，却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族身份建构的进程。以蒙塞夫·马尔祖基(Moncef Marzouki)政府为例，其提出构建去身份化的公民国家，主张将一体化的公民身份置于认同体系的核心位置，淡化族群、宗教等原生性身份标签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并通过强调法理平等，回应社会中的族群不公平诉求。随后，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Beni Caid-Essebsi)政府在总体延续以阿拉伯化为核心的主导认同政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推进世俗化改革，强化国家治理中的公民平等原则。具体而言，政府推动反歧视法案、平等各族群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并尝试通过立法调整资源分配与公共服务政策，以缩小阿拉伯人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社会稳定与国家凝聚力的提升。现任总统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则进一步将“人口同质性”确立为强化国家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核心策略，通过取消国家人口统计中的宗教与族裔分类，营造一种民族与文化上的统一性，从而缓解因族群差异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分裂风险。

总体而言，由于突尼斯的族群构成高度同质化，阿拉伯族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在后殖民语境下，突尼斯的身份政治实践并非主要围绕激烈的族群对立展开，而是更多地在“族群一体化”与“有限多元化”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致力于建构以阿拉伯人为主的“突尼斯人”国族身份，以强化国家凝聚力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回应少数族群在文化承认与平等权利方面的诉求。围绕这一目标，“突尼斯人”或“突尼斯族”逐渐成为官方“想象的共同体”的核心认同象征。历届政府借助族群一体化的政治话语，将国族认同嵌入国家历史叙事，强调共同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纽带，塑造一种“突尼斯自古以来和谐共生”的集体记忆，从而为现行国族身份政治提供历史合法性与文化正当性。

(二)“突尼斯人”的记忆建构与历史叙事

“突尼斯人”的记忆建构与历史叙事，长期以来深受外来势力的介入与重塑影响，其中法国殖民政权(1881~1956)的作用尤为显著。殖民当局无视突尼斯社会族群结构整体上同质、阿拉伯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现实，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刻意制造并放大阿拉伯人与阿马齐格人等少数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削弱社会内部凝聚力、巩固殖民统治秩序。其做法包括有意提升阿马齐格人的社会地位，将其塑造为“更勤劳”“更勇敢”“更高贵”的群体，同时贬低阿拉伯人，甚至将其描绘为“文明的敌人”。殖民话语还通过人种划分，提出“柏柏尔人更接近欧洲人，而阿拉伯人则是文明的对立者”等论调，试图人为建构族群等级，激化群体间的对立。这一策略不仅削弱了原本较为同质的社会结构内部的认同纽带，也为后续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利用和放大差异的政治空间，加深了阿拉伯人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心理隔阂与身份边界。殖民时期遗留下的这种分裂性叙事，在原本相对同质化的族群格局中人为嵌入了潜在的冲突裂痕，成为后殖民时期突尼斯在建构统一国族身份过程中必须直面的历史性障碍。

在后续国家主导的历史重构中，突尼斯的前殖民时期社会形象被有意识地叙事为“各族群共生、协同发展”。布尔吉巴时期对传统音乐“马洛夫”(Malouf)的高度重视与系统推广，正深刻体现了这一逻辑。作为被官方塑造的“突尼斯民族认同象征”艺术形式，“马洛夫”融合了古代柏柏尔人、古代阿拉伯人及古代安达卢西亚人等多种文化元素，其旋律与歌词中所传递的文化交融理念，与政府所倡导的“突尼斯人”国族身份价值观高度契合。政府通过全国性音乐节、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中小学音乐课程等多层面、多渠道的传播，将“马洛夫”逐步塑造为全国范围的集体文化记忆，使其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成为各族群民众日常生活与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同样，“马赛克”(Mosaic)艺术也被官方赋予了承载突尼斯族群团结与文化共生的功能。作为突尼斯漫长历史中多重文明交织的缩影，“马赛克”艺术融合了古柏柏尔人、古罗马人、古犹太人等多元文化元素，生动体现了突尼斯社会跨越历史与地域的文化交融与传承。突尼斯政府通过修复马赛克遗址、举办国际马赛克艺术展览及设立马赛克专题博物馆展区等举措，不仅向国内外呈现了一个以阿拉伯民族为核心，同时涵纳少数族群的前殖民时代“和谐共处”形象，也为当代突尼斯塑造国族身份认同提供了历史与文化上的正当性支撑。19世纪初，西方殖民势力的强势介入打破了突尼斯传统社会中维系已久的平衡。长期以来，团结、公平与正义等核心价值观是突尼斯各族群保持稳定与和谐的基石。随着法国殖民势力的进入，这一和谐格局遭遇严重冲击。

尽管如此，在反殖斗争的共同实践中，突尼斯社会整体依旧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与协作。面对共同的外来侵略，阿拉伯人与少数群体之间原本有限的差异被进一步淡化，民族情感与国家意识逐渐超越了族群界限。在保卫家园与争取独立的共同斗争中，突尼斯人逐步形成了跨越族群的集体认同，为后续国族身份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情感与社会基础。

19世纪90年代初，受法国教育影响的突尼斯知识分子群体创立了“突尼斯青年人党”(Young Tunisian)，其主张效仿欧洲宪政体制，推动现代化改革，扩大突尼斯人在政治中的参与权，并逐步实现摆脱法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自治的目标。尽管该组织在1911~1912年间因组织抗议活动、号召罢工等举措而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镇压，最终被迫解散，但其政治理念与实践为突尼斯民族团结与现代国家意识的萌芽发挥了重要作用。除“突尼斯青年人党”外，随后还涌现出一系列更具影响力的爱国政治组织，最具代表性的是“宪章党”(Destour)与“新宪章党”(Neo Destour)。其中1920年成立的“宪章党”由受法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该党主张通过宪政改革与和平谈判争取民族自治，力图在法国殖民体制框架内维护突尼斯人的合法政治与社会权益。这一温和改良主义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社会中上层阶层的支持，却因其妥协姿态而难以满足更广泛民众的反殖诉求。此外，1934年由哈比卜·布尔吉巴等青年政治家领导创建的“新宪章党”，则在理念与策略上明显更加激进。该党成立源于对旧有宪章党改良主义倾向的不满，明确将争取国家彻底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确立为核心目标。“新宪章党”强调通过群众动员与民族抗争推动独立进程，积极联合工人、学生及乡村民众，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网络。正是在这些跨族群政治运动与组织的推动下，突尼斯人逐步在以阿拉伯民族为核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各少数族群的力量，逐渐凝聚出指向现代国家建构的统一国族认同。

可以说，上述对殖民前后国家历史记忆的重新阐释，为突尼斯国族身份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支撑，并逐渐凝练出四个核心论据。其一，官方话语强调，若过度突出族群身份差异，极易在社会内部制造裂痕，甚至引发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其二，政府坚持认为，族群身份在突尼斯社会并非带来多元与繁荣，反而可能成为滋生对立与暴力的根源，从而威胁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其三，通过重塑突尼斯历史记忆，政治精英不断强调传统社会中曾存在的相对和谐的族群关系，并以此塑造出一种对未来“无族群对立状态”的可期性与合理性，使国家统一与社会整合获得文化与历史层面的正当化。其四，官方话语将取消族群身份划分解释，为重建“现代国家大家庭”的必要途径，这不仅顺应了突尼斯自古以来强调团结、整体性与社会和谐的文化传统，而且被赋予了“立足当下、造福长远”的历史正当性与道德价值。在这一逻辑框架下，突尼斯政府不断通过制度设计与治理机制来强化“去族群化”取向，试图将“去族群化”从抽象的政治理想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实践。具体而言，国家在教育体系、法律条文以及公共舆论场中逐步淡化族群身份的显性表达，以突出“突尼斯人”的单一国族身份作为整合的最高原则。这种制度化努力不仅旨在削弱族群差异对政治秩序的潜在冲击，也试图通过持续的政策推动和社会动员，形成一种稳定而持久的认同结构。

(三)“突尼斯人”的制度与实践

为更高效推进“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进程，突尼斯在政治转型初期相继设立了多层级的制度化平台。2011年，穆罕默德·加努希(Mohamed Ghannouchi)(临时)政府组建了“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2016年，埃塞卜西政府再次成立了同名政府。其间，马尔祖基政府于2014年还设立了“突尼斯真相与尊严委员会”(Tunisian Truth and Dignity Commission)。虽然加努西“民族团结政府”因民众抗议仅存续一个多月便宣告解散，但其留下的机构和政治理想仍为“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提供了重要的行政平台与制度支撑，成为后续政府继续推动国家统一与社会融合的重要参照与基础。在法律层面，布尔吉巴上台后迅速推行了“突尼斯现代国家主义项目”(the modernist national project of Tunisianité)，通过制定《家庭法》、推广核心家庭模式以及削弱传统族群和宗族网络的社会影响等措施，试图消弭社会内部的异质性，塑造超越亲缘关系的“突尼斯人”共同体意识，并以“正义、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构建国族身份。此外，马尔祖基政府在2014年的宪法条文中反复补充申明“突尼斯人”身份的统一性与主体性。2014年宪法序言中出现多达8次“我们，突尼斯人”(We，the Tunisian People)的表述;序言第3条明确指出，“我们通过对突尼斯全国数十万男女公民参与的全国协商与对话，表达了自身意愿和重大选择，以确保没有人因意见不同而被孤立，也没有人会被任何一方所支配”;第一章总则第19条规定:为公民服务的公共行政和一切国家设施应以公正和平等为基础，公民之间基于任何从属关系的歧视都是应受法律惩罚的罪行。2018年，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政府颁布了第2018-50号组织法，使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世界首个以立法形式明确禁止基于“种族理由”实施歧视的国家。该法案在原则层面确立了对种族个体平等权利的保障，并在执行层面设计了系统而严苛的法律机制，对包括语言侮辱、拒绝提供服务、就业歧视、传播仇恨言论等多种形式的种族歧视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其中，对实施歧视者可处以1月至3年不等的监禁及最高3000第纳尔的罚款。虽然该法案的直接对象是“种族歧视”，但其效力亦间接涵盖了对少数族群成员的权利保障，有助于抑制公共空间中对少数族群的差异化对待和仇恨言论的蔓延，为其提供了更具法律支撑的表达渠道。

在后转型时期的政治实践中，突尼斯国家制度整合的举措呈现出日益激进的趋势。2023年7月18日，赛义德总统在会见阿拉伯劳工组织总干事法耶兹·阿里·艾尔·马提里(Fayez Ali El Matiri)时公开表示：“必须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以阻止南非年轻人向突尼斯移民。”此番言论意在防范外来移民对国家族群同质人口结构的冲击，借此维护突尼斯所建构的国家统一的国族认同。然而，该表态因其明显的族群排他性倾向，在国内外迅速引发广泛争议，暴露出突尼斯在面对跨境人口流动时，国族身份政治建构所面临的高度紧张与日益强化的边界意识。

此外，突尼斯政府力图引导全体国民摆脱落后且具有分裂倾向的族群认同观念，转而接受其主导的“新国族认知”与“新国家历史叙事”，以此构建一个更加团结协作的社会。为此，历届政府在推行相关立法的前提下，系统性地推进公民教育机制，尤其重视通过学校教育广泛传播“族群团结”理念，试图在青少年当中播种“族群团结”的思想种子。其中，布尔吉巴政府曾推行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不仅在学校开设以国家历史为核心的新课程，还在课程内容中着重强调突尼斯国家英雄在反殖民斗争中的牺牲精神、忠诚品质、核心价值与荣耀事迹，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为确保教育内容的统一性与系统性，政府还特别设立了“迪万·阿拉塔比亚”(Diwan al-Tarbiya)教育学办公室，负责编撰全国通用教材。这些教材将突尼斯历史、地理与阿拉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等元素有机融合，充分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国家的起源与历史发展进程，从而培养其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继布尔吉巴政府奠定族群整合教育基础后，本·阿里(Ben Ali)政府倡导突尼斯青年摒弃“分裂的、迂腐的”族群观念，接受“族群整合理念”与“发展历史观”，以增强团结与情感联结，消弭族群分歧。此外，埃塞卜西政府于2017年推动了一系列以世俗化为导向的教育与法律改革，强调性别平等与公民权利观念，试图在制度层面削弱传统宗教规范对身份政治的桎梏。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举措，便是废除了1973年颁布的禁止穆斯林女性与非穆斯林男性通婚的法令。这一改革不仅在性别平权与个人自由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在族际关系层面提供了新的制度保障，赋予了跨族群婚姻以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宗教与族群之间的界限，推动族群交融与社会整合，为突尼斯国族身份建构注入了新的动力。赛义德总统则于2023年发起全国教育改革咨询，强调全民参与，其在迦太基宫举行的会议中明确表示，该咨询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征集，而是面向所有突尼斯人，旨在汇聚社会各界声音，共同描绘国家未来。同时，赛义德总统在讲话中多次重申应当在教育体系中进一步强化对阿拉伯—伊斯兰身份的认同教育，凸显其试图通过教育改革巩固国家主导的文化认同、塑造统一价值观的政策取向。

关于“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的实际成效，可从近年来社会舆论与公共话语的表述中窥见一斑。随着民主转型的不断推进，诸如“为你是突尼斯人而自豪”“我是突尼斯人，让他们说我疯了吧”“为你是突尼斯人而高兴”等富有情感色彩的口号表达，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与公众言论中。这也进一步显示出“突尼斯人”这一国族身份标签正在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共鸣与情感认同，反映了族群整合在塑造统一国族身份上的传播效应。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国族身份的建构尚未根本化解族际间长期存在的深层隔阂与结构性矛盾。少数族群的话语劣势并未改变，仍持续面临过度边缘化风险，资源分配亦呈现不均，种种问题仍对国族身份的认同构成挑战，接下来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详细论述。

二、“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的理论视野

突尼斯政府长期推行的“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旨在缓解国内根深蒂固的身份政治矛盾。自国家独立以来，该策略由国家主导，并先后贯穿于历届政府的治理实践之中，展现出突尼斯在整合族群身份与塑造统一国族身份方面较为明显的政策延续性与制度韧性。在全球比较视野下，这一实践亦为多族群国家应对身份政治分裂、推进社会整合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参照经验。对这一经验的理解，必须置于更广阔的身份政治现实之中加以审视。在现实政治语境中，身份政治，尤其是以族群为核心的身份政治，已成为多族群国家无法回避的关键议题。这是因为，“当身份成为一种政治，则充满着争议与对抗、暴力与血腥”。围绕族群身份展开的政治动员与权利诉求，往往直接触及国家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机制，因而成为身份政治中最具张力、也最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

结合突尼斯族群身份政治整合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一元族群主义”的身份政治整合策略。国家依托主导族群在人口规模、政治资源及历史叙事中的结构性优势，试图通过制度安排与意识形态塑造，将多元族群身份纳入以单一民族为核心的国家认同范式之中。从短期来看，这种以同质化为导向的整合模式在国家建构初期具有一定现实功效。一方面，它有助于弱化族群差异在公共领域中的显性表达，降低少数族群政治动员所带来的社会分裂风险;另一方面，通过确立明确而集中的国族认同核心，国家得以在权力整合、制度建设与政治秩序塑造过程中提升治理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稳定与政权合法性。然而，从长期视角加以审视，这种整合策略往往以牺牲少数群体的身份与权益为代价。在缺乏制度性承认与有效参与渠道的情况下，少数群体的语言、宗教与文化实践难以在公共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其社会地位与政治话语权也因此被边缘化。一体化的国族整合由此掩盖了深层次的族群裂隙，在特定的政治或社会情境下，这些被压抑的矛盾可能重新浮现，进而转化为持续的社会张力与潜在冲突风险。

“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的核心思路在于强调政治忠诚与国家统一，弱化族群差异在公共领域中的显性表达。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一国族身份建构长期由阿拉伯政治精英主导，其象征符号、历史叙事与核心内涵主要服务于阿拉伯人的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权益，阿马齐格人、非洲裔黑人、犹太人等少数族群在文化承认、政治参与及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诉求难以得到充分回应。由此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少数族群的身份表达空间，也逐渐积累并激化了其不满情绪，进而揭示出依靠同化逻辑推动“一元族群主义”的国族身份建构在多元社会情境下面临的内在张力、结构性局限及潜在政治风险。

与突尼斯相比，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少数族群占比较高，两国均在宪法层面正式承认了阿马齐格人的历史存在及其政治身份。在阿尔及利亚，2020年宪法序言将国家身份界定为兼具“阿拉伯主义”(Arabism)与“阿马齐格主义”(Amazighism)等多重要素共同构成的国家认同框架，并提及古代柏柏尔人建立王国并持续抗争的“努米底亚时代”(Numidian era)，将阿马齐格人正式纳入国家官方历史叙事之中。这一修订，在法律层面肯定了阿马齐格人作为阿尔及利亚主要民族之一的法定地位。在摩洛哥，2011年宪法序言则明确指出，国家团结由“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Arab-Islamist)、柏柏尔人[阿马齐格人](Berber)[Amazighe]与撒哈拉—哈桑人[撒哈拉—哈桑尼人](Saharan-Hassanic)[Saharo Hassanie]”共同融合而成。这种基于法律制度的认同确立了各族群的身份合法性，并为超越单一族群认同、进而构建跨族群的国族身份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然而，突尼斯的阿拉伯人占据全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少数族群比例相对较低，其族群身份政治问题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存在明显差异。基于这一结构性差异，突尼斯在族群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上无法完全照搬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经验，而更适合在比较中加以借鉴与反思。

总体而言，突尼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共同肩负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构建统一国族认同的使命。三国长期以来均受到源于“血缘、部族、语言、宗教与教派差异”所形成的族裔认同的深层困扰，使其“面临族裔群体自治乃至独立的压力与挑战”。突尼斯虽未面临如同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那样尖锐的族群差异与多元认同压力，但同样肩负在主导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保持平衡的使命。正是在这种相对同质化却并非“无族群问题”的结构条件下，突尼斯的国族认同建构呈现出不同于周边国家的现实挑战。其困境并非源于族群多样性本身，而在于如何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中，避免“阿拉伯族一家独大”的认同逻辑，进而通过教育改革、文化政策与制度设计，为少数群体创造足够的文化表达与政治认同空间。

根据社会支配论中的“族群不对称假设”，在多族群国家中，支配族群与从属族群在国家认同的强度与内容上往往存在明显差异:支配族群通常拥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而从属族群的认同感则相对较弱，且二者之间可能呈现出相互独立甚至冲突的关系结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突尼斯的国族身份建构始终难以实现真正的包容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在身份政治建构体系中，身份不仅决定政治地位，也影响经济资源的分配和社会福利的提供。社会身份系统，意味着权威资源的政治配置安排，而社会身份系统的变化意味着政治权威资源的重新配置。当从属族群的族群认同与国族认同之间难以实现有效兼容时，往往会出现支配族群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的局面。而支配族群则倾向于将自身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以此巩固和维护既有优势地位，导致从属群体在制度安排与实际治理中长期被边缘化。那么，在突尼斯的国族身份建构过程中，如何突破支配族群对话语与资源的垄断，使少数群体获得平等而有尊严的国家归属感，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下文将进一步探讨突尼斯自独立以来国族身份建构的具体实践。

三、“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的具体实践

在突尼斯当代身份政治的官方话语中，族群身份已鲜少被公开提及，表面上似乎实现了超越差异的统一“突尼斯人”国族认同。然而，这一认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各族群共同繁荣”，而更多体现为依托高度同质化结构所形成的“多数主导”。族群边界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持续影响国家的政治运作与社会实践。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2022年的宪法在界定“突尼斯人”身份时，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以阿拉伯民族为核心的国族认同框架，事实上将少数族群排除在国家叙事的边缘。同时，南北长期区隔的居住格局强化了社会隔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在语言政策上，官方语言与通用语言的制度确认使得阿马齐格语在教育体系与公共领域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由此可见，突尼斯的族群一体化实践深受“同质化”逻辑驱动，强调主导族群的整合力，却在无形中忽视了少数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诉求。这不仅削弱了少数群体对国族的认同感，也使突尼斯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方面面临持续挑战。

(一)法律制度中的族群边界

在当代突尼斯，国家所认可的社会与身份政治体系，根植于2022年宪法对“突尼斯人”身份的制度化界定。宪法序言明确宣示“突尼斯人属于阿拉伯民族，并坚定致力于遵循伊斯兰教的人文精神”，第二章第42条进一步强调“国家致力于培养青年一代的阿拉伯—伊斯兰身份认同与民族归属感”。这一系列条款凸显了国家在法律与政治层面确立的同质化认同逻辑，将“阿拉伯—伊斯兰身份”视为国族认同的唯一合法表达，为当今突尼斯在官方层面及社会公众语境中界定国族身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合法性支持。然而，这种以阿拉伯人为核心的认同定义，在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遮蔽效应”：占比2%的阿马齐格人、非洲裔黑人、犹太人等少数族群的身份被归入泛化的“阿拉伯民族”框架之中，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在国家记忆与社会认知中日益模糊甚至完全隐没。显然，2022年宪法对“突尼斯人”身份的建构围绕“阿拉伯民族”的主体叙事展开，对于非阿拉伯少数族群未予提及。这种族属一元论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反映了突尼斯国家建构中主体族群主导的话语机制。国家在追求族群一体化的过程中，强化了阿拉伯民族的中心地位，却忽视了少数族群的历史存在与发展诉求，使得族群差异在法律与制度层面被隐匿。

此外，在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与政策层面，突尼斯的完全同质化倾向同样表现得尤为具体，并进一步加剧了少数族群在身份政治中的边缘化处境。2025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审查突尼斯第20—22期履约报告时，对阿马齐格人在社会生活中持续面临的边缘化处境表示关切，认为其仍遭受一定程度的结构性歧视，具体体现在阿马齐格名字注册受限、教育资源不足以及公共领域代表性偏低等方面。尽管该委员会对突尼斯于2020年撤销相关名字注册禁令表示认可，但同时指出政府尚缺乏系统性统计数据支撑，并建议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以切实保障阿马齐格人在教育、就业与政治参与等领域的平等权利。上述说法恰恰揭示了当时政府通过“同质性”话语否认族群差异，从而掩盖了对少数群体的结构性忽视与排斥。

从具体政策落实层面来看，这一同质化逻辑在文化、语言与公共资源配置中均有体现:国家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政策长期聚焦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背景下的古迹与建筑，却鲜少将阿马齐格古村落、传统聚落及工艺体系纳入重点修缮与保护范围;在公共标识与地名管理中，官方几乎完全采用阿拉伯语标注，缺乏对阿马齐格语的制度化承认与双语应用；在《突尼斯公务员法》及相关遴选机制中也未设置少数族群的比例保障或优先录用措施，致使少数族群在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与参与公共决策时始终处于不利位置。

突尼斯少数族群的身份长期处于被阿拉伯民族叙事掩盖的“半透明”状态，未能在制度层面获得正当承认。这种“遮蔽”效应不仅限制了少数族群在社会文化上的身份表达，更深刻影响着教育、就业与政治参与等关键领域的资源分配，使得阿拉伯人作为主体族群在制度安排中天然占据优势。都普利斯等学者在《身份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一书中所指出，身份认同体系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往往伴随特权阶层的生成，导致部分群体在资源获取与社会认同上处于劣势。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突尼斯的族群现实:国家在“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进程中，以阿拉伯—伊斯兰身份认同为核心，事实上固化了少数族群在社会网络、语言与教育资源上的结构性劣势。在就业与资源配置方面，这种制度性偏向尤为明显。阿拉伯人凭借语言与社会资本优势，更易进入公务员体系、媒体、司法机关及大型国有企业等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域，占据话语权与决策权的核心位置;而阿马齐格人及其他少数族群则因教育机会有限和文化资源缺乏，往往只能进入非正式就业市场或低收入行业，例如在旅游景区担任导游、在传统手工艺与地毯作坊中从事体力劳动，或依赖季节性农业和小规模牧业维持生计。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仅削弱了少数族群的发展能力，也在社会层面固化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和阶层壁垒。此外，居住空间的划分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区隔化的居住格局往往反映了族际政治对抗所形成的历史痕迹与现实矛盾，凸显出族群间在社会整合与资源分配方面的深层次分歧。

(二)居住格局中的族群边界

在以同质化叙事建构的“突尼斯人”国族身份框架下，族群差异在公共话语中常被弱化甚至掩盖，然而居住格局却持续映射出一种隐性的群体分异。考古与史料表明，早在公元前八千年，古代柏柏尔人在这片土地上早有居住。自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马格里布地区后，人口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即阿拉伯群体以北部沿海平原为主，阿马齐格等少数族群更多聚居于南部山区与撒哈拉边缘地带。尽管近代人口流动与基因组研究显示族群间存在混合与交往，历史上所形成的人口地理格局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但直至今天，突尼斯北部的阿拉伯人与南部的少数族群聚居区呈现出典型的“平行社会”特征。虽然目前政府有意引导突尼斯人不再以族群为边界划定居住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少数族群向北部沿海平原地带迁徙。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居住空间隔离在教育资源、经济机会、公共服务与文化实践上积淀出可观差距，阿拉伯人与其他少数族群之间的历史观、价值观与文化观分异随之显现并固化，成为一种不易察觉却影响深远的社会认知鸿沟。

在南部阿特拉斯山区和撒哈拉沙漠地带等地，阿马齐格人和非洲裔黑人等少数族群仍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族群间的日常互动多局限于基本的物资交换，尤其是女性群体几乎完全生活在单一族群的社交网络之中。这种长期的社会隔离造成了族际认知的严重缺失，使得阿拉伯人在少数族群眼中往往被视为抽象的“他者”，而非共享同一国族身份的“同胞”。相较于突尼斯南部“与世隔绝”的状态，北部沿海地区由于南部少数族群的迁入，形成了新的散居格局。这里由于突尼斯政府不再按照族属类别进行人口统计，导致北部沿海地区各族群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局部性的多族群共居形态在规模上仍然有限，尚不足以打破长期形成的地域分隔，难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动阿拉伯人与其他少数族群在居住空间中的真正融合。阿马齐格人和非洲裔黑人在迁徙至东北部沿海地区后，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反而放大了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由南向北的迁移使原本广袤的时空场域被压缩到一个具有固定边界的狭小空间内，族群间的差异因空间聚合而更加凸显，进而带来陌生感与疏离感。在有限资源的激烈竞争中，不同族群之间逐渐滋生出相互的鄙视与排斥。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往往表现出某种优越感，他们对阿马齐格人和犹太人的抵触尚不足以演变为强烈的族群敌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与其通婚，但对于与非洲裔黑人的接触则表现出明显排斥。根据2021~2022年间开展的第七轮“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 Wave VII)调查，63%的突尼斯受访者认为该国针对黑人的歧视是一个严重问题。

也就是说，“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尚未能真正渗透至社会的各个层面，形式上的统一认同与现实中依然存在的族群边界之间仍存在张力。这一困境揭示了后殖民国家在国族建构中的普遍难题:当缺乏跨族群的频繁互动时，国家层面的认同制度设计往往难以转化为基层社会的情感共鸣。由此可见，若要建构“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必须超越单纯的政策宣示，推动主导族群与少数族群在居住与交往格局中的深度互动，营造更具包容性的叙事与交往空间，使“突尼斯人”认同能够内化为日常生活实践，而不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的抽象构想。物理空间或居住格局的相互嵌套成为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建设的重要选项。突尼斯的族群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区隔化”特征，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融合与国族身份的构建。具体而言，这种空间隔离带来了三重社会断裂，在日常交往层面，不同族群因居住区域长期分离，缺乏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机会，难以建立起稳定的社会联系与情感认同，致使彼此互信与共情基础薄弱;在文化认知层面，空间隔离强化了彼此之间的刻板印象与“他者化”想象，族群身份差异被不断放大和固化，易引发误解甚至敌意;在公共资源配置层面，由于主导族群普遍集中于北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少数族群则多聚居于南部内陆及资源相对匮乏的边缘区域，导致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服务严重失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区域发展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格局的形成既源于历史上殖民分治与地理格局的延续，也反映出现代国家治理在城市规划与资源分配上的结构性缺陷。正因如此，突尼斯在推进族群整合、构建国族身份的进程中，始终面临着难以回避的深层阻力与现实挑战。

(三)语言使用中的族群边界

语言常被用作控制、操纵和实现政治目的的有效工具。对于多族群、多语言国家而言，语言政策的合理设计不仅关乎语言文化传承，更直接影响族际关系的和谐与统一国族身份的建构。突尼斯在摆脱法国殖民统治后，积极推行“阿拉伯化”政策，意在消除殖民主义影响，强化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主。政府着力将现代标准阿拉伯语(Modern Standard Arabic，MSA)提升为教育、行政与大众传媒等领域的通用语言，使其成为覆盖阿拉伯人、阿马齐格人乃至犹太人在内的绝大多数突尼斯人使用的共同母语。同时，法语作为殖民遗产与现代化语言工具，至今在高等教育、司法体系、科技研究及部分行政管理中保有重要地位。目前，突尼斯确立了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法语为通用语言的双语格局。这一看似简单的语言政策选择，实际上反映了殖民历史遗留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复杂张力，也折射出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传统认同与实用需求之间的权衡与选择。在突尼斯，作为兼具通俗性与跨族群传播力的本土方言，达勒贾(Derja)被官方赋予“马赛克方言”(A Wonderful Mosaic of Dialects)的象征意义，是国家文化融合与族群共生的象征性工具，意在呈现国家多元文化共存、族群融合与语言交融的和谐图景。根据2021年突尼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家庭用语调查数据显示，达勒贾为全国93%家庭的主要使用语言。相较之下，标准阿拉伯语的使用率仅为6%，柏柏尔语(阿马齐格语)更是低至0.1%。这一数据充分说明，达勒贾在实际生活中已成为突尼斯人跨族群沟通的事实性“国家语言”，并在弱化族群边界、推动族群整合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达勒贾在实际生活中具有高度普及性与跨族群功能，政府始终有意将其维持在“非官方语言”的地位。这种政策选择体现出国家对语言认同体系的深层整合逻辑:在制度层面继续以标准阿拉伯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以此巩固阿拉伯民族的主导地位，并维系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阿拉伯—伊斯兰认同构建路径。

相比之下，阿马齐格语的处境更为严峻，不仅未能像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那样获得宪法层面的承认与保护，甚至被严格排除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无法进入学校课堂教学应用。与此同时，官方规定新生儿必须使用阿拉伯语姓名进行注册登记;大量承载阿马齐格人历史记忆的地名、部落与村落名称也在阿拉伯化进程中被强制更换。这种制度性排斥使阿马齐格语长期缺乏在公共空间中的合法性地位，也使得少数族群在国族身份建构中缺乏真正的话语权与书写权。近年来，受北非柏柏尔主义运动的影响，尤其是阿尔及利亚2001年“黑色春天”(Black Spring)事件的鼓舞，突尼斯阿马齐格人日益意识到争取语言权利与文化承认的紧迫性，并欲在语言与文化复兴方面展开自主行动。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后，突尼斯政治局势进入开放与重构的新阶段，为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在这一背景下，突尼斯成立了首个专注于阿马齐格文化复兴的民间组织“突尼斯阿马齐格文化协会”(Association Tunisienne de laCulture Amazigh)，成为推动少数族群语言权利制度化的重要力量。该协会通过举办文化节庆、语言工作坊与学术研讨等形式，致力于提升社会对阿马齐格语言与身份的认知，同时积极呼吁政府在官方层面承认阿马齐格语，并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实现其语言权利的制度化保障。然而，政府对此始终未作出积极回应，阿马齐格语人的相关语言诉求被长期搁置在政治议程之外。这一现状不仅反映出国家层面对少数族群文化诉求的回应不足，也折射出在“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建构背后，主导民族权力结构对国家语言选择的深层影响。

从突尼斯的现实处境来看，语言政策的制定正面临多重维度的权力博弈。作为最具社会整合潜力的达勒贾方言虽被93%的家庭使用，却始终未能获得应有的官方地位。政府当前推行的由阿拉伯语主导、法语辅助、英语补充的“三语政策”看似兼顾各方需求，实则折射出更深层次的治理困境。这种语言格局的形成具有多重动因。在经济维度，阿拉伯语维系着与海湾国家的经贸往来，法语保持与欧盟的传统联系，而英语则被视为获取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语言工具。在政治维度，凯斯·赛义德政府通过语言政策调整来巩固权力基础，其弱化法语、强化英语的举措，既是对民众反殖民情绪的回应，也暗含与法国保持距离的政治战略意图。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十八届法语国家组织峰会上指出的那样，“在北非，法语的使用正在下降”。在全球化维度:英国文化协会的研究显示，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地位将持续强化。2016年底，突尼斯教育部决定优先将英语而非法语作为学校的第一外语，并与英国文化协会合作推出“教育联结(Connecting Classrooms)”项目，旨在通过与英国教育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全面提升国民的英语能力。这种趋势促使突尼斯年轻一代主动拥抱英语，加速了法语地位的衰落。这种看似务实的语言政策却暗藏着结构性矛盾，过度强调国际语言的经济价值，不仅忽视了达勒贾方言的社会整合功能，更牺牲了少数族群语言的文化传承价值。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语言政策需要在国家建构、身份政治与文化多样性保护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而这正是突尼斯当前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

四、结语

身份并非一种静态、先验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历史演变与社会互动中不断建构与重塑的动态过程。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应被理解为一种“液态”的存在，其本质是“流动的”和“不稳定的”，内涵也会随社会结构与历史语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詹姆斯·克利福德同样指出，身份并非固有不变的，而是具有“暂时性”，同时始终是“混合的”“关系性的”与“创造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或宗族为核心的身份认同机制，将个体纳入以国家为单位的更大政治共同体之中。在这一背景下，身份不再仅依赖原生性特征来界定“我者”与“他者”，而是通过国家建构的制度化身份体系来实现社会定位与合法性认定。

对于突尼斯这样一个“主体突出、少数并存”的族群高度同质化国家而言，身份的生成、解构与重构深深嵌入国家治理与权力运作的逻辑之中。这一过程既体现为阿拉伯主体民族在国族身份建构中的政治整合，也表现为阿马齐格等少数群体为争取平等地位与文化承认而展开的集体诉求与持续博弈。“突尼斯人”国族身份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国家权力与各族群诉求在长期碰撞、协商与妥协中逐步生成的历史产物。这一动态过程深刻塑造了突尼斯人对自我身份的理解与认同方式，既彰显了突尼斯在身份政治上的连续性与制度韧性，也折射出不同群体在资源分配、文化表达与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复杂互动，成为塑造国族认同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回到现实层面，很难说“突尼斯人”身份完全化解了族群身份与国族身份之间的矛盾。虽然官方话语致力于塑造一个代表全体公民的统一国族形象，但其实际运作仍受阿拉伯民族主导的权力结构所制约。在法律制度、居住空间与语言使用等领域，主导民族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结构性不对称依旧存在，导致身份政治矛盾并未彻底消除。长期以来，阿拉伯人在突尼斯社会各个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优势直接塑造并维系了国族身份的政治主导逻辑，使得“突尼斯人”国族身份在制度与实践层面呈现出更多的同质化与排斥特征。

未来，突尼斯的身份政治建构仍应以“突尼斯人”国族身份为核心，将其作为维系社会团结与政治稳定的策略基础。这一身份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后殖民时期国家身份政治治理的重要依托。在此过程中，阿拉伯主导族群的主体性地位依然需要得到巩固，这是维护国家统一与政治秩序的关键。但与此同时，如何在不削弱阿拉伯主体性的前提下，妥善回应少数群体的合理诉求，则是突尼斯在身份政治实践中亟需正视的重大课题。

从这一意义上看，突尼斯未来的身份政治建构并非简单地否定或超越“一元族群主义”，而更有必要对其加以调适与修正。作为一种在国家建构初期具有现实效能的整合策略，“一元族群主义”在维系统一国族认同、巩固政治秩序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但其内在局限亦在长期运行中逐渐显现。若将其绝对化，不仅容易固化主导族群的认同垄断，也可能加剧少数群体的边缘处境。因而，突尼斯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是否继续坚持以主导族群为核心的国族认同，而是在坚持这一核心框架的同时，如何通过制度性承认、政策性包容与公共叙事的调适，对“一元族群主义”进行柔性化处理，使其从排他性的同化逻辑转向更具包容性的整合机制，从而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缓释潜在的认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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