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最常用的刑罚是刺配（宋代的代表性刑罚是指什么）

宋代最常用的刑罚是刺配（宋代的代表性刑罚是指什么）

宋太宗雍熙元年，开封的寡妇刘氏指使婢女跑到开封府，控告继子王元吉毒杀自己的罪行。开封府右军巡司官审理时不问青红皂白，就将王元吉移送左军巡司刑讯逼供，王元吉只得被迫认罪。

不久刘氏死去，该案到了开封府复核时，将王元吉一案移送到了开封府司录司（宋朝官署名，掌开封地区百官刑狱）再审，才发现王元吉毒杀继母一案有被诬陷的问题。

案子好几个月也没有进展，开封府报告宋太宗，认为该案疑点颇多，没有充足证据证明王元吉毒害继母。宋太宗下令免死，并判处徒刑。

王元吉的妻子张氏不服，替丈夫喊冤要求重新审理，宋太宗便召见张氏，问清了案情，立刻派人将初审官员逮捕，并且交御史台御史审问。

原来，刘氏因为自己有奸情，害怕继子王元吉发觉而先诬告了他。

这个案子已经审理清楚，于是，原审推官和左右军巡使等官员被太宗统统降职减俸。验伤的医务人员因为伪称刘氏被毒害和欺瞒王元吉家产的刘氏弟弟，以及接受贿赂的审判官吏，统统流放到海岛。

其余依照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处罚。而司录司官员因为在此案中能够发现疑点，秉公处理，被奖赏钱一缗，赐帛一匹。

当初在王元吉关押期间，进行审理的左军巡司的狱卒将他捆绑刑讯逼供，使用了一种称之为“鼠弹筝”的酷刑，惨毒至极。

宋太宗便用同样的方法，让狱卒体验了一下，狱卒嚎叫不已，纷纷求速死。

可见当时刑讯逼供的残酷。太宗曾经因为此案件还感叹道：京城之内，冤狱酷刑尚且如此，何况京城以外的其他地方！

五代以来，社会混乱，朝代更迭频繁，刑律也变得多如牛毛，繁密而严酷。宋朝建立后，开始着手削删苛酷严密的律条，后来因为朝廷重视文臣，所以尽量想体现儒家的仁爱精神。

宋太祖即位后，开始定“折杖法”。通过杖刑代替徒刑、流刑和笞刑。同时五代时期已经废除不用的死刑复核也开始在宋朝恢复。

这些都是宋朝的进步，但是，宋朝法律沿袭旧制，律例虽有所宽缓，但是法外酷刑却也在增加，有的刑罚亦有加重。

宋朝的刑讯逼供虽然规定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每次要相隔二十日，杖数总计不得超过二百，并且有疮病者，不得拷讯。

但是狱卒哪里在乎刑律规定，为了破案，或者私下接受了一方的贿赂，在法外对于犯人施以严厉酷刑就变得非常正常。

不仅逼供严酷，而且肉刑也是更进一步。宋朝虽律敕并行，但更侧重敕，这种由皇帝批准颁布的敕，具有极大灵活性，又能弥补律文不足，因而广泛应用。

所以，朱熹在《朱子语类·法制》中提到：“律轻而敕重，如刺面编配，律中无之。”

朱文中“刺面”即“刺配”，源于上古周朝的“黥刑”，又称“墨刑”。是一种具有强烈羞辱性质的肉刑，其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

宋时的刺配者首先要被在后背仗打二十下，除非皇帝特别恩准的“免真决”的犯人，一般都要受到仗击。杖背后，在脸上刺字或其他符号作标志，称刺面或黥面。

刺面用针刺而成的。刺的位置，除了面部之外，还有耳后部位。所刺的文字和其他符号的内容及其大小各不相同。

宋朝初年，黥面者按照《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皆刺满面大字，毁形颇甚。”大中祥符六年，二月下诏：“三司、开封府、殿前、侍卫、军头引见司，应配人除奉宣大刺面外，余并依招军例小刺。”

但是如此一来，极容易混淆犯人和一般禁军，所以到了仁宗天圣二年，开封府提出建议，应该对于那些“贼情重凶恶者”，乞字样稍微大些，并且在两面分别刺，这样就与禁军区别开来了。

仁宗看到报告后，没有同意，强调对于确实凶恶的罪犯，只在一面刺稍微大一点的字样。

到了宋哲宗登基后，对于盗贼犯人黥刺的部位、形状、大小做了明确的规定：“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以方，杖以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得过五分。”

什么意思呢？就是犯盗窃罪，要刺在耳后，徒刑和流刑用方形，杖刑用圆形。三次犯杖刑，移到面部刺字。但是直径不能过五分，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1.5公分左右。

字各个时期并不一样，南宋时，刺字的大小又有变化。北宋时期不刺两面，到了南宋两面都刺。甚至到了淳熙八年，孝宗下诏：“自今强盗抵死特贷命之人，并于额上刺‘强盗’二字，余字分刺两脸。”

宋朝建立后，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政治上逐渐污浊，社会矛盾开始复杂。早期是废除的酷刑开始逐渐恢复。譬如凌迟之刑。

仁宗时期，“荆湖杀人以祭鬼”，所以朝廷下令：“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之。”陆游曾经在《渭南文集》中对凌迟提出强烈批评：“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

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感伤至和，亏损仁政，实非圣世所宜遵也。议者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乃谓如支解人者，非凌迟无以极之。”

宋朝除了刑罚严酷，而且基层司法人员素质极差。这也对宋朝法律在地方公正的施行起到了极坏的影响。当时宋朝的县级司法管辖，虽然只限于境内的民事和杖罪以下的刑事案件。

但是对于徒刑以上乃至死罪的案件，皆须经县审理，然后呈报州府。而县一级的主要依靠胥吏进行审理。胥吏的来源不是“乡户充差”便是“饥寒亡业之徒，驵狡弄法之辈”。

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司法官吏不仅“逼求贿赂”还“非法拷打”，导致基层地方冤狱丛生。

同时，宋朝还禁止民间学习法律，不仅禁止抄写法典，还不准私授律学。民不知法，更使得官吏公然受贿作弊。